新生彩票注册-教育综述欢迎你
教育综述

最新更新
打印本页
科学精神的“三个境界”
作者:吴红梅   编辑日期:2012/12/28 9:59:03   点击数:  

发布时间:2012年12月26日
来源:新华日报   作者:记者 吴红梅

  

  

  

  坛主小传

  王晓东,1963年生于武汉。美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。致力于人体细胞凋亡的研究,发现了细胞凋亡的生化通路与其作用机理,研发出了针对肿瘤细胞凋亡的新型实验性治疗药物。曾获得多项国际生物研究奖,包括2004年美国科学院分子生物学奖等。2004年,年仅41岁的王晓东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,不仅是该院最年轻的院士,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陆20多万赴美留学生中进入美国科学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。

  核心提示

  ● 实事求是,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石

  ● 不急功近利,助力人们步步走向成功

  ● 创意思维,才能攻克真正前沿的科学难题

  今天我非常荣幸来到南京参加第四届江苏省青年科学家年会,我想给大家讲讲我的科学观。为了不至于空洞,我就讲一下在我求学和研究的过程中,对我的科学观形成重大影响的三件事。

  老师说就在这里,你看见了吗?我还是说没看见。这改变了我的命运——

  实事求是,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石

  我是1980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的,我讲的第一件事就发生在我大三的时候。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,赴美留学是我们那一代青年学者非常向往的,但赴美留学的渠道跟现在不一样,私人留学的渠道基本还没有打开。

  当时有一个渠道叫做塔斯雅项目,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吴瑞教授主办的,它要通过三次考试,最重要的是只有那些特别有名气的教授手上才有出国研究生的名额。当时在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手上有出国名额的教授叫崔晓白,他是改革开放以后由我国公派赴美访问的第一批学者,也是当之无愧的明星教授,但是我们对崔老师都是只闻其名很少见到其人。

  我和崔晓白老师的第一次接触,是在我们大三的一次微生物课上。他是研究细胞生物学的,在一次实验课上,要求我们从自己的口腔里做一个刮片,然后在显微镜下看到一种微生物。因为我们口腔里面有500多种微生物,其中一个叫多杆螺旋体,谁看到这个螺旋体就可以下课。这堂课从下午2点开始,到晚上6点,别的同学都看到了,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没看到,还在显微镜下找,怎么也找不到。这时,崔老师从门口路过,他一看大家都走了,这个学生怎么这么慢呢?我就告诉他,别人都看到了,我还没看到,所以我还在做,看不到不能走,老师说的。他就说我是很听话的学生,又说那这样吧,我帮你。他就过来看我做的片子,看了半天说确实你的口腔卫生可能做得比较好。他说我帮你另做一个,就从自己的口腔里刮了一点做了一个片子,然后放在显微镜下,说你看就在这儿。我拿过来看,但还是怎么也看不到。因为实在没看见,因此我最后还是告诉他没看到。他说那就算了,看来你这个人眼神实在是不太好。我当时的心情非常郁闷,心想好不容易跟明星教授有这个接触,他真心想帮我,我怎么就这么不争气?

 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,我们的班主任兴冲冲地从外面走过来,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:王晓东,崔晓白老师今晚让你去一趟他家。我想,是不是昨天有些事还没完呢?我到了崔晓白老师家,一坐下来他就问我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,我说我想考研究生继续深造,他说你想考谁的,我说想考某某的。崔老师就问:你为什么不考我的研究生?我说你的研究生很难考,又是出国名额,大家都想考。崔老师说别想那么多了,就考我的吧。后来我就考了崔老师的研究生,然后考了出国研究生,考了塔斯雅项目,最后在1985年出国。

  这件事可以说对我的科研道路是非常关键的一步,因为当时出国的途径确实是非常少,尤其像我们这种又不是富二代,又不是高富帅的。我想崔老师之所以看上我,显然不是说我这个人聪明,更不是因为我这个人眼神特别好。我想他当时认为我有科学素养,因为我确实是有一说一,没有看到就是没有看到,而且他当时说你看就在那儿,他是在试探我,我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经受住了考验。这是对我的科学观影响最大的一点,就是科学讲究实事求是,有一说一,这是我们做所有科研的基石。

  做了5年郁闷的博士,似乎一事无成,其实是为后来科研奠定了基础——

  不急功近利,才能一步一步走向成功

  影响我科学观形成的第二件事,发生在我去了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以后。当时选老师的时候,刚好我们系来了一个明星年轻教授,这个人刚刚读完博士后,到我们系里来做教授。我看了一下他的简历,发现他从大学开始到研究生期间,已经发表了25篇论文,我觉得这个人太牛了,所以就成了他的第一位博士。这个人是天才,因为他在大学本科时发表过的文章,奠定了一个后来市值百亿的生物技术公司的基础。

  但是我进了他的实验室以后,发现他虽然人非常聪明,却不会指导研究生。到了什么程度呢?他每天上班的时间是上午11点到下午5点,来了以后就看报纸上的漫画,然后就在办公室哈哈大笑。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,就到他办公室问:你以前也这么工作的吗?他说他以前不是这么工作的,而是每天都要急急忙忙把事情做完,赶最后一班车回家。我说最后一班车几点,他说夜里1点,他说,但是我现在基本上不干了,我已经当教授了。偶尔有一次,他会兴冲冲地从外面进来,说我今天开车的时候脑子里忽然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,我一听就非常高兴,期待着,最后他看了我半天说Sorry,我忘了。

  我在他那个实验室做学生做得非常郁闷,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学,所以基本上没做什么东西,这样干了五年半。每天,我都要自己去想问题自己去查资料,然后自己去琢磨自己去失败,独自品尝失败的苦果,最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让我毕业的。

  后来有一个契机,使我到两位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实验室做博士后。他们是研究代谢的,因此让我做一个课题,据他们说是非常重要的,就是研究我们人类的细胞对于胆固醇的调节机制是怎样的。这是当时该领域里面一直没有突破的问题,因此,当两位导师说你应该研究这个时,我也热血沸腾,想着要攻坚克难,勇攀科学高峰。

  但是,我的博士后同学问我,导师给了什么样的研究课题,我说是研究胆固醇怎样调节的,这时我发现大家用非常诡异的笑容看着我。后来我才知道,在这个课题上,已经有21个博士后同学先后都失败了。

  不过关于这个课题,我进实验室8个月就解决了。并不是说我比那些博士后更聪明,或者是我比他们更勤奋(我在做博士后期间,晚上11点以前是没有回过家的,我们都是做三班,在真正的攻坚阶段,我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上午9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)。大家都很勤奋,但是为什么我去了8个月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?因为这个问题的技术实质和我做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。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,虽然五年多没做出成果,但是我一直在琢磨这些技术实质和细节,因此实际上已经为研究的问题打下了很多基础。

  之前,这个问题之所以显得很难,是因为很多博士后来了以后都要试一下,但是做了一年两年没什么结果,大家就转换课题了,他们输不起嘛,因为博士后阶段一定要见成果才能往前走的。而我在做这个课题之前,已经有五年的实践,虽然表面上看我8个月就解决问题了,实际上这是建立在我个人五年的辛劳,以及21位同学的研究基础之上的。

  这件事告诉我,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功利,如果我们功利,等待我们的一定是失败和沮丧。虽然一时半会看不到结果,但是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所能够学到的知识和技能,和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能力,一直在不断地积累,这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成长。这一点也是我的科学观形成的很重要的一点,如果我们要研究重要问题,千万不能功利,我们对待失败要容忍,因为失败是常态,只有对失败像对成功一样地去看待,我们才有可能最终获得成功。

  我解决了一个重要难题,导师却让我抛开它,另辟蹊径做研究——

  创意思维,才能攻克真正前沿的科学难题

  剩下的时间给大家讲第三件事。

  我花了8个月时间,把这么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,大家自然可以想像,我当时是多么的春风得意。不过因为我才做了8个月,时间还有点短,而事实上这个重要的问题解决以后,就像一扇门打开了,下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。正好也有一个相关的课题,如果做的话,很快就会有成果出来,而且很快可以发表很好的论文。

  当时我想,我自然而然地应该有第一选择权,因为这个课题是我突破的。但是我的两位老师把我叫去,说希望你不要做这个很直接明了的课题,我们想把这个课题交给实验室的另外一个博士后去做。我当时就懵了,问那我做什么呢?老师说我也不知道你做什么,你自己想想你可以做什么?我从办公室出来时的心情大家可想而知。我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坐在计算机前写了一封辞职信,说我没法干了,我要走。但是这封信最终没有发出去,因为这封信写好以后,当天晚上我自己想了又想,后来猛然意识到,这个课题既然大家都能看到,而且这个问题我能做别人也能做,别人能力也许还不如我,那么我去跟别人竞争做这件事情,是不是有点不对?我觉得我应该做更难更重要的,别人还想不到的课题。

  过了一晚上,我自己就完全想清楚了。所以我就去找导师说可以,这个明显的课题我不做了,交给别人,我现在要做另外一个也许更有意思的课题。这个课题就是后来我做的细胞凋亡。如果当初我还是沿着胆固醇代谢研究往前走,也许我永远跳不出导师所构架的思想。之所以他们逼我,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也许有一个能力,就是在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,我可以去做别人还想不到的事情。

  这件事情奠定了我科学观的另外一面,也是我一直在实践的一个观点:大家都能想到的事情,大家都能做到的事情,我们实验室不要做,我们应该挑更重的担子,做更富创意的事情,才能攻克真正前沿的重大的难题。

  (本报记者 吴红梅 根据王晓东在江苏省科协主办的青年科学家年会上的演讲整理,未经本人审阅)

上一条: 王栋生:捍卫常识的思想者
下一条: 教师专业成长的四个关键词